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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湖南翻译史话 || 张旭：民国时期湖南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打印本页]

作者: 创业青年科技 时间: 2018-11-11 22:49
标题: 湖南翻译史话 || 张旭：民国时期湖南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本文转自“外国语言与文化中文刊”，特此致谢！

赞助人（patronage）是现代译学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话题。根据现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描述，文学系统受双重因素的操控，一个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授、翻译家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另一类是系统外部的赞助人，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例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17）。由此可见，现代教育中的体制和机构对翻译事业的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较于近代，民国时期湖南翻译界的状况明显改变。此间，湘籍译家的翻译在规模和质量上有显著提高，传统的湖湘文化精神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继续得以展露。翻译活动紧密地配合时代盛行的新文化运动展开，翻译对民族文化特征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愈发明显。

民国时期，湖南从事翻译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其中许多都术业专攻，同时又涉足翻译。细加考察发现，上述翻译家多诞生于中国近现代的过渡时期，秉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突出的政治意识及爱国主义的传统。他们更加明确个人为学和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对更新人们的观念和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20 世纪初叶，他们远涉重洋到异国求学。一些留学多国，因而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掌握更加充分，翻译选材也更为精当，更具目的性，更明确地服务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译入语的择取上，普遍选用白话汉语，便于翻译作品的流传和接受。这批译家多隶属于学术机构或文艺团体，译作因而得到这些机构团体的赞助，及时出版和发行。从内容来看，民国时期的湖湘译家有一批自然科学译作，但数量偏少。众湖湘译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译作方面尤有不俗表现，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译家。这种表现对于现代湖南人文研究和文艺发展走势有着很大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取道日本获取西学资源，而到了1911年尤其是“五四”以后，留日学生锐减，赴欧美学者不断增多，因而这个时期的西学输入过程中，日本的“中介”作用愈显次要，通过欧美留学直接将西学译介到中国，成为主导方式。然而“次要”不等于不存在，通过日本了解西方，仍然是辅助渠道。这种现象在民国初年尤其明显，因此民国时期源语构成情况更加复杂。

随着时间推移，翻译人才储备更加充足，译者的素养日渐提高，所涉外语种类也越来越多。众家多采取直接翻译的方式将更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译入国内，在当时的特殊年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推动了湖南乃至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也未因为长年战争完全停滞。民国时期湖南翻译事业能够逐渐走向繁荣，无疑与它的教育普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早期湖南学校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民国初年，湖南像全国一样实施新式教育，加之省内外语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

“辛亥革命”胜利后，湖南省教育行政制度随之变化。初期的学务司在省行政公署具有较高地位。首任学务司司长陈润霖是近代湖南首批公派留日学生之一，也是翻译界的“新化三杰”之一［1］。在为政和办学过程中，他主张按照书中理论发展学生自动、自学、自治精神，参以欧美新教育方式，进行教育改革，为湖南现代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主张欲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必须先培养学生较高的外语能力。学好外语要从小学抓起。1920年，他创办的楚怡小学的高年级增设了英语课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此举在全省起到了表率作用。这种良好的外语教育，为日后一批学子从事翻译活动创造了条件。

1912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1913年1 月进行了补充修改。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因此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这是以国外学制为蓝本修订后出台的。这一学制持续到1922年。该学制中的高小以上均设有外国语，中学以上的外国语是必修课。外国语以英语为主，特殊情况亦可任选法、德、俄一种语言。这个学制规定：“外国语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并增进知识。”（付克 25）中学四年的外国语每年根据学时分别为“7、8、8、8”（男生），“6、6、6、6”（女生）。外国语教学法基本上采取翻译法或阅读法，注重译解。课程要求“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译解、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兼课教授法”（26）。“译解”就是讲解西文的同时，借助翻译途径来解释西文的内容，帮助学生理解，类似于之后的语法翻译法，即用母语翻译和教授外国书面语的外语教学法，用语法讲解加翻译练习的方式来教授外语。这种方法在同期的湖南各中学普遍运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1913年，湖南省教育司遵照部章的规定组织了湖南临时图书审查会，本着多元化的原则，对各类教科书进行了审查。第一批审查的教学用图书目录中，确定在全省各校通用的教科书共有115种，其中高等小学27种，中学及师范教育66种，二者均涉及英文等门类。所列教科书目中有许多新式课目，因时间紧迫，加上人才匮乏，大多使用国外现有的教科书，或将其翻译编辑成书，这主要涉及中等及师范教育用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要英文法教科书》（Newsom Grammar），编辑者是美国纽生（Sydney Charles Newsom）；《伦理学》一书的出版社、编者均为日本服部宇之吉；《图画范本》著者为日本村井罢之辅；《心理学讲义》原著者为日本田村虎藏，译述者为著名教育家蒋维乔；《中学矿物教科书》原著者为日本石川成章，译述者为董瑞春，等等。民国初年湖南各职业学校的教材更是无统一的规定，大多由学校教员参照日本或英、美资料自编，或直接使用原版书籍。如湖南商业学校的教材多选用欧美教本，经济、财政、保险、银行、货币等科目则用原版书籍（左宗濂48-51）。国外教科书及译作的发行，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加强了民国初年新式教育与国际接轨。尽管其间存在脱离国内实际教育水平，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中国学生个性发展的现象，但在民国初年对湖南省内翻译国外教育理论书籍和教材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

民国时期湖南能够培养出众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还与各学校高水平的外语师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省内各校对教师资格审定较严格，不但有学历审定，还有实际教学能力的审定。中学教师和师范学校教员的来源主要为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的学生，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例如雅礼中学，其“英语则全部由美籍或英籍教师执教”（孙晓耕24）。该校由耶鲁毕业生创办，因此创办伊始的师资程度就较高，外籍教师一般都具备学士以上学历，有些还具有硕士和（或）博士学位（尹文涓257），这是省内其他教会学校无法比拟的。这批外籍教师多开设英文、西史、英文文学、音乐等课程，较著名的教师有盖葆耐（Brownell Gage）、胡美（Edward Hicks Hume）、解威廉（William J. Hall）、雷文思（Dickson Leavens）、何钦思（Francis S. Hurchins）、俞道存和俞婉英夫妇（Dwight and Winifred Rugh）等，他们在长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外语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尹文涓 267）。美国优生学家鲁滨生（WilliamRobinson）所著《优生学与婚姻》的译者柳直荀1916年曾考入雅礼大学预科班就读，著名经济学著作翻译家潘源来 1919 年也曾考入该校就读。

省内实业学校的教师主要是来自国内各高等学校、高等实业学校的毕业生及留学归国生，有的学校还重金聘用外籍教师。如湖南中等农业学校自1913年起先后聘请日本教员村上宽、山下与之助、成松静雄、木暮滕一郎等人担任各科教授。湖南中等商业学校的教师大多为留日、留美学生。民国时期，湖南的高等学校数量不多，教师主要从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中择聘。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曾延请留学日本与英国的杨昌济讲授哲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任教期间，他先后翻译一系列伦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该校从事英语、数学、博物等科教学的教员也多为西洋留学生，还包括一部分外籍教师。1914年更名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前身是清末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更名为高等工业学校），课程均使用英语原版教材，机械班使用德文原版教科书，这对师生的要求都很高。教师一部分为国内各校毕业生，有一些是校长宾步程特意从上海、广州等地聘请来的著名教授。在他的罗致下，许多英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得到重用，被聘为各专科主任教员。1916年改名的湖南中等商业学校（前身为湖南商业教院讲习所，1912年更名为湖南中等商业学校），教学方法上多仿效欧美，教材也多为欧美原版教科书，杨昌济、著名文学翻译家李青崖等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创立于 1914年的私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名湘雅医科大学，1929年改名湘雅医学院）有颜福庆等一批知名教员及美籍教师，确保该校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课堂提问、答卷及病历书写等亦全部使用英文。一代翻译大家、学者徐梵澄1926年入该校就读过一年。

另一条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高等教育院校中的外语专业。最早在湖南设立外语专业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湖南优级高等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前名，主要培养中等学校的各科教员。学制分本科、专修科两部。本科4年毕业，专修科1至2年毕业。该校从1910年正式招收本科生至1917年遵照部令停办为止，共办了两期本科，每期都招英语、数理、博物3科，毕业学生200余人。

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向全国教育联合会提交了《改革学校系统案》（简称“湘案”），提出教育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因材施教，不应与社会脱节，不应脱离个性发展。湖南教育界从此逐步摆脱“壬子癸丑学制”的束缚，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形改进。省内一些著名学校率先进行内部改革，特色更为鲜明。外语课程的设置方面，长郡中学新开设德语课；省立一中除了英语外，加开日语、德语、法语课，供学生选修，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早年由日本留学归来的胡元倓从我国国情出发，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确定学校各部门课程的设置。胡元倓一贯重视外国语言，早在1906年就创设了日本专修科，紧接着开设了英语课程。他应现实需要创办了明德速成师范班，特别重视外语。在师范班上，他把外语和体育两项作为新教育之重点，以适应当时国内形势需要。他重视外语课的开设，因为他有感于当时我国饱受列强压迫、外交棘手的境况，认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以便与英、法和日本等国交涉。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使得后人从事翻译时逐渐摆脱早年单纯对日语的依赖，为走向多语种化创造了条件，同时更多人通过西文原语直接翻译西学著作，因而民国时期的湖南翻译整体水平高于近代。

像胡元倓一样热衷于教育改革的还有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易培基系长沙人，早年毕业于张之洞开办的专门造就外语和翻译人才的湖北方言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辛亥武昌起义。1912年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秘书。1913年7月后，弃职返沪，旋即回湘，任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堂、第一师范学校等，自 1920 年下半年任一师校长直至 1923年下半年。此间湖南一师生气勃勃，民主空气浓厚，教育改革成绩显著。在教育改革方面，教材选择当时流行甚广的《新青年》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中的文章，同时也选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选用外国优秀作品，这些均系大胆的举措，在当时湖南反响很大。与此同时，一师还充分利用教师中的资源，开设了诸如经济学、文学史、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等课程，分别由李达、田汉、魏先朴等人主讲。李达主要以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见长，田汉曾翻译过不少的日文和英语文学作品，而魏先朴曾与杨昌济合作编译过《伦理学教科书》。当时一师经常聘请国内外名流来校讲演，其中包括美国教育家杜威（Jon Dewey）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等，这些演讲均通过翻译人员现场传译给学生。他们的讲学给三湘大地带来了新的学术气息，扩大了学生的眼界，使学生从中受益。

民国时期，一方面中学以上的层次普遍开设了外语课程，另一方面现实的发展促使众学子关注翻译作品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如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湖南学生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省内成立了众多的读书会，研读社会科学书籍，武装思想。他们普遍借助于翻译，“这时期民先队员主要读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等书。虽然并不一定全懂，但读得很有味道。对社会主义，对苏联也有了进一步的概念，明白了改变这个旧社会，只有进行革命斗争，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个革命”（唐荣前、廖申之 41）。到了1936年寒假期间，“北平同学还特地托人带回了一本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的简本，记得题名是《红色中国》。这本书给青年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快乐、民主、自由、幸福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中国，这个地方就叫延安。革命圣地延安就成为当时大家见面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都心向往之”（唐荣前、廖申之 43）。到1936年暑期末，上海抗敌救国会派代表来长沙，建立各界救国会，在各阶层中开展救亡活动，长沙各学校的活动因此分校进行。“如一师，以唐一正、陈俊、彭万泽、涂西求（西畴）等为首组织读书会，阅读新的进步书刊，其中以苏联文艺作品为主”（唐荣前、廖申之 44）。这些作品主要是译作，可见翻译作品在湖南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抗战时期湖南教育与翻译事业发展

抗战初期，中国北方大片领土沦陷，迫使许多大中学校南迁，汇集湖南，使得湖南教育一度进入“黄金时期”，为湖南的翻译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随着1937年10月25日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正式开学，一批优秀的外语人才汇集于此，为推进当时湖南的外语与翻译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租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作校舍，共设 4 个学院，有17个学系，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以清华学生最多，计631人，北大392人，南开147人）（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290），其中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 4 个系，当时执教于“临大”的著名教授中从事过翻译的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叶公超、吴俊生、潘光旦、曾昭抡、顾毓秀等数十人。像《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描绘的，这些学界泰斗“辞去了五朝宫阙”的北平，“暂时驻足衡山湘水”，怀着“千秋”的悲愤，在国运维艰的困境中，艰难地传播文化，充当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外语人才。“临大”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上的圣经学校，有学生80多人，前后到达的教授有20多位。开学初期有钱穆、吴宓、汤用彤、贺麟、罗常陪、魏建功、陈雪屏等，此后有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沈有鼎、郑秉璧、蒲江清、柳无忌、容肇祖、吴达元、孙晓梦、罗皑岚、金岳霖、刘寿民、杨业治、周先康、吴俊升、罗廷光、停云楼以及英国著名诗人兼评论家燕卜孙（William Empson）等20位（刘重德 273-74）。这批学人术业专攻，同时精于翻译之道，时有翻译作品推出。文学院院长是北大的吴俊升，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叶早年为新月派诗人，以翻译诗歌和实验新格律体而著名。他在北大时主讲过翻译课程。因战火不断蔓延，这所刚建立不久，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仅在长沙坚持了三个月，就不得不西迁至更偏远的昆明，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翻译家湖南师范大学刘重德教授系长沙临大外文系四年级生（北大学籍）。

其次，1937年至1938年间，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外，外省学校搬迁至湖南的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相继迁至省会长沙。抗战刚爆发时，长沙本地已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群治农商专科学校等 3所大学，共有教职员200多人，学生近1000人；中等师范学校2所，高初级职业学校15 所，公私立中学26所，三类学校共有教职员2000多人，学生15000多人；有公私立小学 104所，教职员共有1200多人，学生有2万多人。加上外地迁至长沙的6所大中专学校的师生，出现了长沙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随着日军犯湘，湘北、湘中等地沦为战区，沿海省市沦陷区的学校和知识分子迁入偏僻的湘东南、湘西等山区。这些外省学校迁湘，给湖南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和强大的推动力，对战时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翻译领域，除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一批名教授兼翻译家外，还有郭沫若、茅盾、朱光潜、洪深、曹禺、余上沅、张西曼等一大批爱国文人兼翻译家，他们来到长沙，虽然停留时间短暂，但影响深远。一大批湘籍文化名人和在大学里初露锋芒的热血爱国湘籍大学生随同外地学校、文教机构一同来湘，其中在翻译领域较突出的有翦伯赞、田汉、杨东莼等人。他们除了从事抗战文化活动，还继续从事翻译活动，为推进湖南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后由河南迁来的私立民国大学（创办于1916年），校内设外文等9个系。在外文系（时称英国文学系）里，翻译更是必修课程。该校建国后并入湖南大学（湖南省教育史编纂委员会 172-73）。

抗战时期在湖南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对本省翻译事业教育做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该学院1938年10月在安化县蓝田镇创立（今涟源市涟源一中校区内），为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师院在蓝田办学6年，后迁至衡阳，复迁至湘西溆浦。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战争中人才严重匮乏，造成战场上一系列失败，使得国民政府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同年7月出台《师范学院规程》，决定对师范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在后方增设六所师范学院（陈立夫 2），国立师范学院便是其中之一。首任院长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对湖南的教育和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廖世承，字茂如，江苏省嘉定县人，1909年考入南洋公学，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5年毕业后即赴美国布朗大学留学，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1921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改为东南大学），1927年又任教于光华大学。他积极主张和参与以教育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的教育改革运动，对全国实行的“六三三”新学制主张最力。他推出过一系列的翻译作品，包括他翻译哥尔文（Stephen S. Colvin）与裴葛兰（Stephen S. Bagley）所著《教育心理学大意》、《教育之科学的研究》等，其中《教育心理学大意》一书共分3集18章，堪称较为完备的教育心理学专著，其“特点鲜明，应时所需，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周其厚 74）。该书在短短两年内发行6版，至1934 年印行第18版，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廖世承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教育类翻译文章更多，其中刊登在《教育杂志》上摘译外国著名杂志介绍教育的文章最为集中，均刊登在“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栏。自1935 年2月10日起，他摘译了科奇（Harlan C. Koch）的《中学校长的任务与机会》（第25卷第 2号），林堡（A. E. Limbough）的《怎样认识好的教学》，汉德（H. C. Hand）与司密斯（J.W.Smith）的《一百个学生班上的效率》（25卷3号），圣福德（Chester M. Sanford）的《我们在解决我们的问题吗》（第25卷第4号），伊里奥（Theo W. H. Irion）的《大中学衔接的新基础》（第25卷第6号），惠特尼（Frank P. Whitney）的《应用于品性教育之人格量表》（第 25卷第10号），莱斯顿（J. Wayne Wrighstone）的《中学各科测验的相关系数》（第25卷第 11号），威尔逊的《彷徨歧路的民主政治》（第26卷第5号），罗森斯坦格尔（W. E. Rosenstengel）等的《中学生的几种普通的修学习惯》，汤普森（Blanche J. Thompson）的《实际上的备教师参考的数点》（第26卷第9号）和《提高教师的训练》，英格哈特（Max D. Engelhart）、塔克（L. R. Tucker）所作《优劣教学的特质》（第26卷第10号），科利（Byron B. Cory）的《中学毕业生估计课外作业的价值》（第26卷第11号），希尔（George E. Hill）的《现行的学校报告单》（第27卷第2号），西蒙德斯（Percival M. Symonds）的《青年的生活问题和兴趣》（第27卷第5号）。1919 年，廖世承翻译了美国顾樊山（Edwin Goldwassen）的演讲《关于学生自治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新教育》第2卷第2号。1922 年，他又翻译了孟禄的演讲《关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书》和《美国最新编制课程的目标》，刊《新教育》第 4卷第4号和5号。

1938年7月，廖世承奉命筹备国师，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0月，教育部正式任命他为国师校长。受聘之后，廖世承首先联络了上海的好友、光华的同事和跟随日久的部下，动员他们到湖南办国师，学者有钱基博、孟宽承、任孟闲、周澄、汪梧树、高昌运等；并从重庆请来了罗季林、金兆钧、谢澄年、胡赣生、姚琴友等；另有高觉敷、陈奎生、储安平、葛一岑等人。这其中的不少人都有过翻译的经历。国师教师职员阵容初具，为按时开学打下了基础（孔春辉 51-52）。建院初期，全院共有7个系，院长廖世承亲自担任教育学系主任，并精心设计了教育学科课程。由于他本人有留学海外的经验，又深明教育之道，在强调学生专业学习的同时，非常注重外语素养的提高，要求教师平时适当地借助翻译来开展专业教学。鉴于学生的英文水平普遍较差，他认为必须在一年级设置“英文兼作文”（8 学分），二年级另设“英文阅读指导”（4 学分），这样，学生到三年级起就可以自由地浏览西文参考书籍。他分别制订了教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为了让学生“充实学养而增进服务之机会”，他又设计了10组选修科目（各组均 24 学分），学生在第三年级开始必须认定一组，依次选习。与翻译教学直接相关的便是乙组，其课程分别是： “英语语音学”（2+2）、“英文作文”（注重修辞及翻译）（2+2）、“英文文学分期研究（一）”（3+3）、“英文文学分期研究（二）”（3+3）和“现代英文文学”（2+2）。各课程后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学分，课程后所附学分（x+x）表示该课程开设两个学期。以上设置可见翻译在英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国立师范于是形成了重视翻译的传统，造就了一批精通教育学的学者，许多人还从事翻译，推出了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译著。

国立师范学院各系中与翻译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是英文系。截至1941年4月，英语系一、二、三年级共有学生48人，其中男生35人，女生13人。英文系首任主任是著名学者兼翻译家钱钟书。早在1926年，钱钟书就翻译过英国威尔斯的《天择与变种》，刊登在《桃坞》年刊上。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过两年英语，1935 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1938 年，清华大学破例聘他为教授。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其父钱基博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此刻他应老友廖世承之恳请，到湖南蓝田帮助创建国立师范学院，并出任国文系主任。钱基博曾与浙江大学顾谷宜教授合作翻译了《德国兵家克劳塞维兹兵法精义》（1937）。一为照料自己的父亲，二是因为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到上海，反复劝说他担任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于是钱钟书来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组建外语系，并在此生活、讲课两年，之后钱钟书将自己在师范学院的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围城》中，他偶尔也在小说中用到翻译作品。据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回忆：“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2］在任期间，钱钟书还开始了其名作《谈艺录》的写作。新中国成立后，钱钟书曾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选英文编译定稿小组成员，其翻译水平自然毋庸置疑［3］。《谈艺录》虽然是一部对中国近体诗进行广泛批评的杰出古典诗话作品，但论述中作者旁征博引，其中引用的众多西文文献是他自己“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其翻译也堪称经典，直到今天仍为人所乐道［4］。除了钱钟书外，在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任教的还有汪梧封、沈同洽、徐燕谋、罗暟岚等一批知名学者，这批学者除了术业专攻，大多还从事过翻译，也为后来英语系开辟了良好的传统。之后在该系执教的老师（如刘重德、赵甄陶、张文庭、周定之、沙安之、蒋坚松等）和毕业生许多均从事过翻译活动，且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刘重德1949年6月译出了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爱玛》（Emma），由上海正风书局出版。如今，湖南师范大学的翻译专业仍然是其特色专业，已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层次的翻译人才。

除省内设立的高等院校十分重视翻译教学外，抗战期间一些偏僻乡间创设的临时培训学校同样十分重视翻译。典型的有 1938年9月15日在武冈州塘田市（今邵阳县塘田市镇夫夷河对岸的对河村）成立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该学院为战时红色经典翻译作品在湖南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战时讲学院是抗战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代表徐特立委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负责创办的一所军政大学，是战时创办的各类培训抗日干部学校中影响最大的一所，主要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先后有共产党人在该院任教或担任管理工作，副院长是宝庆府武冈州人吕振羽，学生生活指导部长前期由共产党员雷一宇担任（教外语），后期由共产党员游宇担任（教外语和抗日民族战争讲座）。学院各班除开设中山学说、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国际问题等课程外，还有外语课程供选修。教材均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材料许多来自翻译作品，其中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等。这些内容适应战时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讲学院办学时间不长，仅有七个多月，但培训了两期共250多名学员，有40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00多人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被誉为“南方抗大”（邓晏如 23-40）。而这批翻译书籍无疑对于他们日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民国时期的留学生教育与湖南翻译人才造就

民国时期湖南翻译界状况较大的改进，还因为此间留学生教育日益扩大。

民国成立伊始，留学美国、日本、欧洲的中国学子有2000名左右。民国选派官费留学生始于1912年10月，由稽勋局选派有功于革命者的子女25人，呈请教育部派遣留学美、英、法、德、日等国（李华兴 557）。各省公费留学的派遣都有定额，总计318名欧美留学生和1075名日本留学，由21个省份派遣，各省根据定额选派，不得超额，遇缺则补。湖南留欧美定额为25名，为21省中的第3位，仅次于奉天和广东。留日定额为96名，在21省中排名第2，仅次于浙江（冯象钦、刘欣森 375）。据统计，至1913年，湖南陆续选送的留日学生共496名，实到该国的有470名。1914年至1915年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全国共1107 人，其中湖南的留学生人数可谓“一枝独秀”，为123人，位列全国第一（沈殿成 297）。日本创办了一些新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分别有日华学院、浩然庐、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政法学校等。浩然庐是由国民党人殷汝骊在东京大森创设的私立军事学校，主要收容“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人士。陆军大学校的日人教官义务任教，讲课时用即时传译。政治学校是寺尾亨在1914年2月租借神田区锦町的东京工科学校一部分校舍所创办，主要是孙中山和黄兴等政界人物，为收容“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人士而设立。该校讲师多为日本国立大学博士充任，授课时亦用即时传译（实藤惠秀 89-90）。由此可见，翻译在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期留学欧美的情况较好，因为众多的学子认识到，当时世界学术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东洋，日本学术只是欧美学术的二手货，要想真正明了彻悟先进文化的奥秘和前进方向，必须直接到这一文化的发轫地去学习，于是众多学子将目光投向欧美。1913 湖南前往西洋留学生人数为：美国65名、英国29名、德国10名、法国4 名、比利时 3 名，共111名。实到欧美者，美国61名、英国22名、德国5名、法国4名、比利时3名，共95 名（《湘省查复留学生经费》86）。1914年至1915年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全国共计510名，除外交部特派347名外，各省中广东36名，位居第一；其次是湖南18人，居第二（沈殿成 29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南公费派遣留学生数量也在逐渐增多。从1928年起，湖南省政府先后公布了《湖南留日公费生暂行章程》、《湖南留学欧美公费生暂行章程》，慎重考选留学生，根据湖南需要，酌定学习科目与留学国别，十年内共派出留日、欧、美学生近百名。对湘籍自费者，规定凡在教育部认可之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专科学校本科以上肄业，成绩优异者，均可参照1934年实施的《湖南省国外留学自费奖学金章程》请奖，奖金1000元（欧美）、500元不等。这些政策对于鼓励本省学子努力向上，有一定的效果。
除了湖南本地，从全国各地的文化机构或别的途径走出国门的湖湘学子众多，他们到异国他乡，学习先进文化，掌握别国语言，其中许多人均从事过翻译。

从所留学国别以及后来涉足翻译的人员来看，相对于近代，民国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5］。这批湘籍学子中，仍然以留学日本者居多，也有许多去到欧美，有的甚至留学两国或多国，分布的国别相对众多，他们能直接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熏陶，外语素养得到很大的提高。许多能够从一种或数种源语直接翻译，同时还术业专攻，在翻译中结合专业特长，相对于前辈翻译更加准确，也更为得心应手。相比晚清时期，他们推出的翻译作品数量多，涉及的领域广，质量也有巨大的提高，对民国时期湖南翻译事业走向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学术的成形过程中，建制化是当今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一门学科一旦实现建制，对现代学术研究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近现代湖南现代教育的飞跃性发展是伴随着高等院校的建立而出现的。湖南现代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全面引入现代西方教育理念和体制，在“向西”的探索中，翻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一些学校将翻译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大大推进了该学科走向建制化，并造就出一批翻译人才，为未来湖南翻译事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Notes］
［1］早年陈氏除翻译过日本田中敬一所著《管理法教科书》（1903）以及与黄邦柱合译过棚桥源太郎所著《新理科教授法》外，还在1919年之前翻译过《葛雷式教育》和《比利时之新学校》两部国外教育学著作。
［2］这首诗题作“无题小诗”，全诗如下：“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金钥匙，/是我，也许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参见杨绛：《杨绛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3］有关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篇》中的翻译评述，可参见聂友军：《钱钟书翻译实践论》，《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33-46页。
［4］有关钱钟书翻译毛选的情况，可参见夏东红：《钱钟书英译〈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6月29日）；杨绛：《钱钟书翻译〈毛泽东选集〉趣事》，《党建》2009 年第6期，第64页；刘彭恺：《钱钟书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兰台世界》2009年第9期，第23-24页，等等。
［5］留学日本的有李达、方壮猷、宁调元、田汉、刘大杰、刘光华、刘宝书、刘侃元、成仿吾、孙俍工、李石岑、李国钦、杨东莼、杨著成、杨端六、吴应图、余潜修、周佛海、周扬、胡善恒、晏才杰、钱歌川、黄尊三、龚德柏、曾鲲化、彭先泽、雷敢、熊崇煦、杨树达，等等；留学法国的有王祉、陈公培、萧三、李立三、罗章龙、黎烈文、戴修骏、蔡和森、罗学赞、袁昌英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均系以勤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留学苏俄的有萧三、李季、任弼时、罗亦农、彭慧等，这些人又以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者居多；留学美国的有邓公玄、刘炳藜、李凤荪、朱湘、陈清华、萧孝嵘、曾昭抡、蒋廷黻、翦伯赞，等等；留学英国的有刘秉麟、杨人楩、柳克述、向达、袁昌英、钱歌川、章士钊、潘源来，等等；留学比利时的有李允（青崖），等等；留学德国的有李季、宾敏陔、萧孝嵘、徐梵澄（诗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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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机构建制是现代学术得以顺利推进的坚强保障，表现在现代翻译领域同样如此。从现代赞助理论视角着眼，翻译事业推进的先决条件之一在于人才的储备，而翻译人才培养又与学校教育制度紧密相关。
关键词：民国时期湖南译者培养现代教育体制机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18）01-009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湖南翻译史论”（17BYY050）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Title: Modern Education and Translators’ Training in Hun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modern scholarship. It isalso true in the domain of moder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atronage theory, oneof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ranslation is a sufficientquantity of talented translato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is closelyrelated to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China, Hunan, translator training,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institutions
Author: Xu Zh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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